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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那边几点” | “碑”后人生:墓志铭里写点什么?

在水一方 发表于 2019-4-6 00:46:32

摘要:向死而写生,作最后的道别,也重新定义着生与死的距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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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那边几点……”

“全世界我最喜欢妈妈了。”

“你可以消灭他,但不可以打败他。”

以上不是日常对话,不是个性签名,而都是来自上海青浦福寿园的墓志铭。

随着节地生态安葬政策出台和大众殡葬观念转变,人们的墓地、墓碑越来越小而简。

生命的仪式感还可以如何体现?墓志铭或许是一种选择。

向死而写生,作最后的道别,也重新定义着生与死的距离。

清明节至,我们找到了几位逝者的亲友,请他们讲述这些墓志铭的“碑”后故事。

“那本书,我放在枕边每天翻一翻”

学历: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。经历:大学教师,广告公司及浦东房地产展销中心副总。事迹:不怕死,爱写日记。格言:生命因为结局而绚丽。个性:平和,追求完美;刻苦,外柔内刚。
——陆幼青,《死亡日记》作者,1963-20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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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幼青之墓,后方两侧为白色大理石,中间为透明玻璃,时牧言说这象征着一家三口,而圆形则代表着生命是一个轮回。 (殷梦昊 摄)

时牧言(陆幼青之妻):

在看待死亡的问题上,陆幼青挺幽默,我也觉得没必要那么沉重,希望墓碑给人轻松一点的感觉,也符合他的个性,所以从他的书里挑出来一些内容就成了墓志铭。

他31岁就被确诊为胃癌,当时我觉得天塌了。但他很坚强,第一次开完刀后三个多月就爬起来去工作了。可三年后还是转移了。我们尝试了所有疗法,手术、化疗、放疗……最后他不想再忍受流水线般的治疗,请求医生停止了一切。

不是说不相信治疗,有希望肯定要抓住。但癌症种类太多,有些就是无法治愈。到了这一步,接下来就是临终关怀问题了。

他一直都有个“作家梦”,从大学毕业后就没有停止文学创作。以前没有电脑,他每晚用稿纸写了改、改了写。我总是第一个读者,觉得已经写得非常完美,他就是不满意。

医生判定他的生命还剩2个月的时候,他有一晚痛得睡不着觉,突然对我说想用日记的方式记录最后的日子。我说好,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。也根本没想到在网上发了之后会引起轰动。

我们是大学同学,平时总是有说不完的话,但关于死亡我们聊得并不多。可能有些话,中国人还是不太会用语言直接表达,但他可以写下来。

他写得很辛苦,到了后期,脖子上的瘤大到跟铅球一样,溃破出血,脸都是浮肿的,食物难以下咽。麻醉药让他只能每天清醒一小段时间,他就趁这段时间抓紧写。再后来他失去了行动能力,只能用录音机录音,我再敲成文字。

但这段时间,他和我却都很心安,因为这是他最后的愿望,我也一心帮他完成。事实证明意念的作用很大,他活过了2个月,走之前还看到了自己的书,封面设计也是按他的意思来的,有蓝天白云,和他最喜欢的向日葵。

他走得很从容,该交代的都交代了,所有告别也都做了,墓地也是自己选的。本来福寿园向他推荐了名人园,他觉得不够清净。现在这个地方他喜欢,四周是大学教授、工程师,也有华师大的校友。

我性格比较豁达,常说自己是个男人。但所有亲人离世后会有的感受我也都经历了,会非常孤独,会觉得有事没人商量,一个人带孩子还要工作,真的很辛苦,有时甚至觉得先走的人真是种解脱。

那本书一直陪伴着我。我放在枕边每天翻一翻,就像在跟他说话,也会去墓前哭一哭,再平静离开。有句话说得好,人到这世上就是为了受苦的,只能不断调整自己的内心。我始终暗示自己,活得好一点就是对他最大的安慰。

说来也巧,几年前我的工作调到了青浦,我干脆搬到朱家角,离福寿园很近,到现在我都觉得他没有离开。你看我的花园,朋友同事们经常来玩。里面有好多花,包括向日葵,我现在年年都种,今年很快又要下种子了。

“无胃之人”

远行
——邵隆图,2010上海世博会吉祥物“海宝”之父,1945-20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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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隆图之墓。(殷梦昊摄)

宋丹(邵隆图生前助理):

邵老最开始为自己设计的墓地没有雕塑,没有照片,没有铭文,甚至连名字和生卒年月也没有。他只要一块小石头,刻上一双脚印和“远行”两个字。

家属和我们都有些为难。你知道的,一般名人都会把自己的生平、成就写在墓碑上,这样是否过于简单了?协商之后,他加上了姓名和“出发”的日期,二零一八年二月十八日。后方加了一块无字石碑,像扇门,代表他出门远行,开始新的旅途。

邵老2014年查出胃癌,做了全胃切除,2016年8月转移,去年大年初三过世。走前他已经为自己亲手写了讣告,并嘱咐我不要在春节期间发丧,以免惊扰友人。他想安安静静地走。

几天后,遗体火化完成了,我才用邵老的微信在朋友圈发布消息,电话瞬间就像潮水涌过来。大家都不肯相信,以为邵老又在跟大家开玩笑。得知是真的,很多人当即就在电话那头哭了。

有人不理解,认为这么重要的事情办得仓促草率了,导致大家都未能见到邵老最后一面,但这就是邵隆图,永远让人觉得意料之外,又在情理之中。

其实大多数中国人对待死亡的思想观念还是比较传统的,之前有一位将军的家人请邵老做过墓碑设计。邵老当时就想到,一双脚印外加“稍息”两字,意思是逝者戎马一生终于可以安息,但家属觉得太随意,没有同意。邵老也算是把这个创意改了一下,用到自己身上。

范静(邵隆图学生):

全胃切除后,邵老一直玩笑自称“无胃之人”。除了字面还有三个意思:无所谓、无所畏惧、无所不为。

他对死亡看得非常通透。福寿园请他做形象策划的时候,他就一针见血地总结出了中国殡葬行业的现状——现代人重生不重死,人死仅需五分钟:一分钟排队,三分钟默哀念悼词,一分钟瞻仰遗容。

他考察过很多国家的墓地,发现外国的墓地种满花草,就像公园一样。他当时就给福寿园提出建议:殡葬是个充满爱的社会事业,死亡给人的感觉不应是恐怖、阴暗、晦气,而应是缅怀、尊重、宁静、自然、爱。

即便化疗期间,邵老看上去依旧精力充沛。他把医院手环拼成奥运五环,说自己“和疾病拉锯对抗的奥运会开幕了”。他还干脆剃了光头,说“七十多年来再酷一下”。跟我视频的时候,他清瘦了很多,但还是指着自己的光头说:“小范,你看,我头上毛茸茸,头发又长出来了!”

大年初三那天,我正好去探望他,没想到成了唯一一个最后陪在他身边的学生。师母特别坚强,我一进门就对我说不要哭,他会听到的。邵老那时已经昏迷,我给他念了女儿写给他的诗,看到他的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。

老师走后,很多人为他写悼文。我是邵老20多年前最早的学生,是最该写的,但那段时间我的心好像被掏空了一样,每每提笔,却一个字也写不出。两个月过去,我才开始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,并且一发不可收拾。邵爷享年73岁,我一连写了73篇《我与邵爷》,关于他的创意、思想、洞见……

他远行了,但我想他的创意之路并未结束。

· “儿子放心,妈妈会好好吃饭,好好生活”

不禁要感谢,真是个美好的人生
——汪洋,上海“见义勇为先进分子”,1987-200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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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岁的见义勇为青年汪洋,墓碑左侧为其在博客中的诗句。(殷梦昊 摄)

倪丽萍(汪洋之母):

11月26日是汪洋的忌日。13年前,他就读于上海视觉艺术学院,在食堂撞见有人抢手机后逃窜,立马追上去,在网吧卫生间将其抓获,不料那人突然拔刀,猛刺向他胸口……当天下午,他经抢救无效死亡,年仅19岁。

接到110电话时,我正要跟客户签合同,电话里说汪洋出事了,让我赶紧过去,怎么可能?骗子!我立马把电话挂断,再回到会议室,却怎么都下不去笔,腿软,浑身发抖。回拨电话确认消息,我和同事赶紧打车到学校。

儿子两岁时,我离异了。和其他父母比起来,我似乎更“胆小”。上大学后,有次打电话汪洋没接,我就把通讯录翻出来给他的同学挨个拨,都无人应答。我差点疯了。原来他只是连着看了两场电影。

“万一你出事妈妈怎么办?”“妈妈,如果真的这样,那是我的命,你自己好好过。”曾经的一段对话反复出现我在脑海里,我越来越不安。我还是不愿相信警察说的,一路祈祷着儿子没事。可终究还是等来了儿子的尸体。

给汪洋操办后事,所有人都来帮忙,七天,小屋子挤得满满当当。大殓后,学校老师陪我回家,到了家门口,我不肯下车。没有儿子的家还算什么家?这个家我不要了。

我之前做艺术品拍卖生意,事业心很重。汪洋出事后,我辞了工作,觉得没什么值得我在乎的了。
也不是没想过跟着他就这么去了。但我懂儿子,遗体告别时,墓园扫墓时,回忆起与儿子所经历的美好,我都会默念:儿子放心,妈妈会好好吃饭,好好生活。

在学校的建议下,我开始为儿子编书。那段时间,这本册子是我所有的寄托。不会电脑打字和修图,我就一点点学;不会排版,就守在编辑身边,逐字逐句检查。图文集字不多,一共200页,我却编得很慢,坐在电脑前浏览着儿子的博客,看着他成长的照片,经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。墓碑上那句诗也收录进了书中,我按着儿子博客的原样复制,标点、换行、空格数和行首的玫瑰图案,排得毫厘不差。

周末或节假日时,孩子生前好友也会来探望我,三个从初中就和汪洋要好的同学,2007年开始改口叫我“妈妈”。我们就这样相互撑着走过来了。

现在我养了一条狗和两只猫,一个人去了很多地方。人生无常,我决定接受一切,把余生好好过完,给周围的人散播温暖。

· “高亢,激扬,昂首挺胸,人生就要这样”

爱心与天地共存

——李继先,1907~1993;陈荣恩,1908~1992,均为遗体捐献志愿者

李勇(李继先、陈荣恩之子):

我今年81岁,和妹妹都办理了遗体捐献,是受到父母李继先、陈荣恩的影响。

他们是在1983年的金婚纪念日办的手续。这在当时是件大事,不断有人来打听“传言”真伪,二老把捐献证书放在正对门的茶几上,作为家里最显眼的“摆件”。

也在那年,母亲亲手用龙头细布缝制了两个高度等人的大口袋,父亲手书“长眠安息”四个大字,说这就是他们发丧时的棺材。遗嘱也备好了,写道:“……遗体直送第二医科大学。不必办丧事,不要受丧礼,骨肉至亲不须佩戴黑纱……”现在这封遗嘱原件收藏于福寿园人文纪念馆。

我父母的一生是在战乱和不安宁中度过的,对人生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,把生死看得很开。他们在清华大学共事期间结为伉俪,抗日战争避祸至昆明云南大学,抗战胜利后分别在上海图书馆、上海博物馆工作。

潜移默化中,当时小西门居委学前街152弄先后有19位居民加入遗体捐献志愿者队伍,政府把这条里弄命名为“‘夕阳余晖暖后人’科普特色弄”。

遗体捐献者没有独立墓穴,只有镌刻集体名录的墓碑。我每次去扫墓,会拎一台录音机,带两盘自己录制的家庭音乐会磁带,父母、妹妹、女儿和我唱的歌都收录其中,在墓碑前放给他们听。

受身体状况所限,我这几年没到福寿园扫墓,但我学会了上网,经常在父母的页面上点一根蜡烛,或献一朵花。

1991年,我也签了遗体捐献协议,觉得一身轻松。其实父母办的时候我就想办了,当时四十多岁,别人说还太早。

我觉得人这辈子,怎么生无法选择,但怎么死,应该主动考虑。死亡不过是换了个世界,继续旅行罢了。人活着一直在向社会索取,离开的时候要想想,还能为这个世界付出什么。

2006年到2013年,我受聘为上海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志愿队队长,带着其他志愿者做宣传,科普捐献流程。

我有两本剪报本,保存了退休20年来收集的资料,包括他国经验、相关法律文件、经典案例。你知道吗?斯里兰卡是全世界眼球角膜捐献数量第一的国家,器官捐献做得最好的是西班牙。

至于告别仪式,我也想好了,放我最喜欢的歌曲《满江红》,男高音歌唱家施鸿鄂独唱的那版,高亢,激扬,昂首挺胸,人生就要这样。光盘我已刻录好,2分47秒,跟遗体接收站的小黄也打过招呼,到时就放这一首。

来源:上观新闻 作者:殷梦昊 巩持平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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